[93]类似的，法院在柏令吉案，中发布了不一致宣告，认为议会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和第12条的规定相抵触。

我国的宪法法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她集中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有学者指出：法的权威高于人的权威，由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

坚持司法独立，才能坚决顶出打招呼案，人情案以及个别领导批案的压力，才能分清案件办理的个人责任。即便如此，修改宪法法律或制定新法乃是解决宪法法律缺陷的最紧迫之事、最根本之策。已经判决原告胜诉，但是被告人没有偿债能力而无法执行的案件。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法律化，应注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尽量减少政府对具体领域的干预。三个至上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为某些人某些组织借口以党的事业或人民利益否定宪法法律规范的适用提供了依据。

在法律效果以外还要去强调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人，实则并不懂法律，也不可能真正达到追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目的。真正掌握法律精神、懂得法律精义在于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人，会明白如何追求法律实施的效果。即使少数个案涉及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这样的大局，也还是要在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原则下提出解决方案。

[11]《周永康同志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检察日报》2010年12月6日[12]黄闽：《浅谈三个至上关系》，《中国司法》2009年第6期。我们讲宪法法律至上，有利于牢固确立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有利于切实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利于宪法法律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购房、贷款本是交易行为，鼓励交易也是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政府出面限制有何道理？房价是商品房在交易中形成的价格，政府出面压价又有何道理？事实上，政府出台的这些所谓的调控政策也是很难奏效。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党领导立法，也不是将党内的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强行转变为立法，而是要广泛的发动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扬人民民主，将体现人民利益的意志通过立法程序提升为法律。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追求法律效果，最终使正义得到体现。

在这些法律制度体系中，相信上述提及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以及民事手段、商事手段、刑事手段都能有用武之地，当然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所选择的手段会有不同的重点。有的对有理的人简单粗暴，导致这些人失去理性。在我看来，既然是讲辩证法，既然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就更应该讲一个至上，而不是将其割裂为三个。过去用领导人的讲话和指示、党内的红头文件作为工作的规范依据，今后再也不能继续了。

实行依法治国，首先需要我们有对我国宪法法律制度的自信。假如我们通过执法、司法、守法等活动的努力，将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变成了现实，条文变成了秩序，实现了兴国安邦，这个效果就是法律效果。按照一般法理，当宪法法律没有现存规则可以适用时，那就要寻求宪法法律的原则，按宪法法律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办事。政府作为执法机构，真正经过法律专门训练的人比重很小，有的司法机关的法官都不太懂法，更不要谈我们党的机关。

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仍然是指思想政治的领导，具体来讲，党要培养和输送符合司法机关要求的专门人才，排除任何人任何组织对司法工作的干扰，以保证法律实施的统一性。经济、生态文明领域选择的重点可能是经济手段，政治、社会、文化领域选择的重点可能是行政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讲法律效果内含着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这是就法律实施的整体而言。但是，我们很难设想所有的人都是高素质而有良心的人，如果有人利用这些手段谋取了私利，又无法根据现有法律追究其责任时，其结果是更多的人随之效仿，因而滥用权力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百姓会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政府及其官员。

为了公平的实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的手段调节企业的营收和个人的收入。如何既解决房地产的供求问题，又能控制住房的价格？一是要将经济手段法律化，明确什么是经济手段，经济手段适用的条件。二是我们党要教育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自觉的遵守宪法法律，受宪法法律约束，彻底改变部分党员干部特权意识、滥用权力的问题。即使是到了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最近几年，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理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宪法法律经常被作为实用工具，其实施的效果也是相当的不被重视。维稳一直是政府执法的中心任务，但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现在不少地区和单位是越维越不稳，越维成本越高。一些官员忙得像救火队员，每天接访截访，为稳维稳。

为了防止官员利用公权力谋取不当利益，防止官员滥用公权力侵犯百姓利益，人民就有必要通过反映自己意志的法律来约束这些官员。经济手段更多地被运用在经济的宏观调控中。

在这样的案件中，考虑政治效果几乎是多余的，无论判决两人是否离婚，均不会对政治产生任何影响。[3]韩大元：《三个至上的宪法学基础》,http://www. chinacourt. org/index. shtml[4]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

我们治国理政涉及众人之事，更应时时处处以法律作为行动的指南，不能随心所欲。[12]二是给执法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行为作出法律效果评价的同时，再作政治效果的评价和社会效果的评价也是没有必要的。

为了解决普通百姓买不起房的问题，有关主管部门曾经推出的调控措施是，命令房地产开发商必须安排不少于70％的90平米以下的造房计划。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由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概括全面、而实质上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非常流行，人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本该清楚的变得模糊不清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本该理智的变得含糊其辞了。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

因为我们所说的宪法法律至上是指治国理政的行为准则和纠纷裁判的依据和标准问题。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就有可能像脱了缰的野马，肆意侵犯百姓的权益，掠夺百姓的财富。

[2]李林：《三个至上的法理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期。提出政党依法执政非常明智。

这个法律效果，自然蕴含了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内容。不少办案法官不管长远和全局，他只管案结事了。

使党员以及党员干部的行为严格约束在法律规范的轨道上。党的领导是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领导。党的主张或政策在进入立法程序后，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经国家权力机关顺利通过或经讨论修改再通过，一种结果是被国家权力机关否定。最近几年，实践中尤其是司法实践中提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命题，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还应追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三个统一（简称三个效果）。

一项具体的执法行为，一项具体的司法裁判，其呈现的效果并不当然的都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关。习近平同志指出：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其实，大多数行政和司法要处理的问题只要依法就行了，并不会影响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这样的大局。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讲三个效果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它不认可法律以及法律效果本身具有实实在在的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内涵，不认可社会主义的法律本身具有政治性和人民性的性质。

难道司法不独立就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啦？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所适用的法律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司法机关追求独立是宪法法律至上必然提出的要求。讲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多了，讲依法办事少了。